N2 - 论勃拉姆斯生平经历对其音乐创作心理的影响
摘 要：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一位特殊的作曲家，人们对他的历史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期，但他的创作却实践着古典主义创作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创作心理是一个自然发展变化的过程，受到作曲家的生存环境、性格、爱好、人生际遇及审美追求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勃拉姆斯的生平经历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对于了解勃拉姆斯和倾听勃拉姆斯的音乐都有新的启迪和思考。
关键词：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经历 创作心理
1833年5月7日，世界著名的德国音乐家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来到了这充满矛盾和生机的世界；1887年的4月3日，音乐史上的这位伟人又匆匆离开了这令他既热爱又忧伤的世界，带着汉堡莱茵河上船舶的伤感鸣笛和人们永远的惋惜，去了天堂。在西方音乐史上，勃拉姆斯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从时间概念上来说，勃拉姆斯是19世纪之子，但纵览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长河，他与李斯特、瓦格纳等典型的浪漫主义大师走的却是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被评价为“德奥古典主义的最后丰碑”。其音乐个性风格与艺术趣味独树一帜，和当时欧洲推崇的“综合艺术”新潮流正好相反，他一生都致力于“纯音乐”风格的创作，追随巴赫以来或更早的古典音乐传统，创作各种古典体裁的作品，但没有创作一部歌剧。他在这些当时被视作“过时”的传统形式中自由驰骋，力图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体现出贝多芬式的深刻而严肃的内涵。当然，我们仍可发现，在其平静、均衡的古典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悲剧哲学，一种悲观主义和退隐忍让的世界观。他把这种哲学和世界观融入他所喜爱的形式之中，出色地处理了浪漫主义抒情性和古典主义曲式的矛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作曲家的音乐创作通常会受其自身的心理状态、情感经历、所经历的社会的影响与决定，因此，勃拉姆斯在作品创作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端倪，颇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1.童年的痛苦经历与心理结构的初步成型
一个人成年之后所形成的思想、人格、行为特征与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童年的生活经历和人生境遇。勃拉姆斯的创作心理明显受其童年经历的影响。
勃拉姆斯出生在汉堡的贫民区，家庭非常贫困，他个子小、纤弱，受到里弄里粗野家伙不少的欺负。与其熟识的弗洛恩斯・迈探访过他的出生地，并留下对这里穷苦生活的记录：“……这间房子坐落在狭小阴暗的庭院中，……一进去就难掩一阵令人凛然打战和沮丧的情绪。楼梯口面对一处狭窄的空间，半是厨房，半是客厅，锅灶和孩子的床铺挤在一起；进去第二道门则通往起居室，是有窗的卧室，但实在小得不像个房间，角落或橱柜里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1］通过以上描述，勃拉姆斯童年的穷苦生活可见一斑。
另一个令勃拉姆斯的心灵留下沉重阴影的因素便是其父母之间日益紧张的婚姻关系。勃拉姆斯的父亲是一位乐手，会演奏长笛、圆号和各种弦乐器。母亲受过教育，也颇通文墨，从事裁缝和女佣工作，因腿部略带有残疾，长相平庸，四十岁仍待字闺中。1830年，勃拉姆斯的父亲与她成了邻居，半个月后二人闪电成婚。这是一桩奇特的婚姻，此时勃拉姆斯母亲41岁，而他父亲才24岁，二人年龄悬殊之大，为日后家庭的悲剧埋下了隐患。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出生，家庭生活越来越贫困，夫妻经常为钱而吵架。勃拉姆斯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做裁缝，同时还开一个小店铺补贴家用。到1864年，其父母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勃拉姆斯试图劝解，但最终不得不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故其父母的婚姻悲剧使他的心灵深受创伤。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气氛轻松、亲切的和睦家庭，孩子的情感、性格等都能得以正常发展；而争吵不休、矛盾重重的残缺家庭，将使孩子的心理变得压抑、粗暴，容易形成一种内向、自卑、抑郁的性格。勃拉姆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初的二十年，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贫困的童年家庭和其父母的不幸婚姻，使勃拉姆斯面向自我的内向性格逐渐定型。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1875―1961）提出了性格持续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有三个性格发展阶段：儿童、青年、中年至晚年。虽然性格在人生历程中留下一条变化的轨迹，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稳定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总有主要的性格特征占据主导作用甚至贯穿始终。因此，心理学家把人的性格特征分为四种，其中最重要的是“性格态度特征”和“性格意志特征”。［2］性格态度特征的表现是：人对社会与现实的态度是热情、善交、情绪稳定抑或是孤僻、内向、情绪变化较大；性格意志特征则是自信和处事果断还是自卑、优柔寡断。如果对号入座的话，勃拉姆斯的性格特点明显倾向于后一种缺陷性格。因此，童年艰难的生活现状，使他逐渐形成了面向自我的内向性格。
当然，对于艺术家来说，自卑和敏感也许并不意味着不幸。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A.阿德勒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勇气，我们便能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唯一方法――改进环境――来使我们脱离掉这种感觉。”［3］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自卑和敏感促使，勃拉姆斯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一种老成内敛、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风格和精神。为了维持生计，勃拉姆斯在13岁时就已经开始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在各个娱乐场所。在那里，酒醉的混乱场面，成群的妓女，自己应客人需求弹奏的“粗俗音乐”，皆使勃拉姆斯感到厌恶、窒息。他回忆道：“我还是很好地挺过来了。是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忘记这段寒酸的时期。”勃拉姆斯在这一段特殊而难忘的时期创作了150多首沙龙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多种舞曲、进行曲和管弦乐曲改编曲等，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勃拉姆斯作为一位与他的时代分庭抗礼的艺术家，在许多决定性的问题上，采取了那些引人注目的态度。在那个年代，瓦格纳和李斯特正在力图扩大音乐领域，采用许多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表现手法进行实验，勃拉姆斯却对那些作古的古典大师顶礼膜拜，执著地探讨那些旧的曲式，几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熟练地掌握并发展了奏鸣曲式、变奏曲式、赋格、卡农、帕萨卡里亚等。不难看出勃拉姆斯在这段逆境中培养起来的忍辱负重、自尊自强的心理特质，更能看到他发现自己所处地位的卑微而希望加以改变的对自卑的超越。
2.没有结局的爱情与作品中情感的投射
命运有时是难以琢磨的，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个十字路口将会出现怎样的风景。1853年，勃拉姆斯经好友约阿希姆的引荐，拜作曲家舒曼为师，也因而结识了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克拉拉出身于音乐世家，是一位风姿绰约、才华横溢、名声卓著的钢琴演奏家。勃拉姆斯对克拉拉一见钟情，但克拉拉是他的师母，比他大14岁，故勃拉姆斯只能把对她的爱意深埋心底，利用自己钟爱的徒步旅行方式来缓解对克拉拉的思念。舒曼在音乐创作上成就斐然，却为精神抑郁症所苦，1854年跳莱茵河自杀，被人救起，送进精神病院医治。勃拉姆斯知道后，立即从异国他乡赶来看望舒曼，安慰和陪伴克拉拉，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克拉拉和其子女的重担。在这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亲切气氛中，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愈显炽烈。1856年，舒曼在精神病院去世。舒曼辞世前与克拉拉的最后一次会面给生性内向的勃拉姆斯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象，加深了他对死亡的认识，他越来越感到他的爱情是道义所不容许的，而且，这种爱情也不可能填补克拉拉失去舒曼的精神缺憾。这种感情与理智、感情与道德的冲突越来越尖锐，不能忘却的爱情和难以逾越的道德在他心灵里撕咬着，使他感到莫大的无法解脱的痛苦。他在矛盾中苦苦挣扎与抉择，最终出人意料地选择从这场爱情中走出来。
勃拉姆斯从这段复杂情感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控制自己激情的力量，即在音乐中找到精神寄托，在他此阶段的作品创作中，亦体现出其间所经历的挣扎与纠结。创作多为结构紧凑的钢琴与室内乐作品，作品中就有他的这种心理投射，多流露出悲怆的情绪。如1856年创作的叙事曲（op.10No.1-4），这套作品既没有肖邦叙事曲那种华丽的光芒，又没有李斯特的叙事曲那样庞大辉煌，反而带有一种忧郁苦闷的情绪。其中一首乐曲勃拉姆斯选择了悲剧气息浓重的苏格兰叙事诗《爱德华》，诗作叙述的是儿子杀害父亲的悲剧故事。勃拉姆斯没有将此叙事曲写成标题音乐，仍然选用“纯音乐”，旨在表达诗作中强烈的悲剧精神。自离开克拉拉后，勃拉姆斯曾经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也曾无数次给克拉拉写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直和克拉拉保持联系，时刻关心着对方的生活。1875年，他完成献给克拉拉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前后用了二十年。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克拉拉，勃拉姆斯在此寻找到了倾吐情感的私密空间，通过作品向世人诉说着年轻生命的印记与生活体验。
用弗洛伊德著名的精神学说来分析勃拉姆斯这段情感，可以看出勃拉姆斯具备恋母情结，并且这一情结贯穿他的整个人生。由于童年所处的家庭环境，他与母亲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遇到克拉拉后，勃拉姆斯内心的恋母情结在克拉拉那里寻找到了精神归宿。他与克拉拉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稳固地维系了几十年，直到克拉拉去世。当然，这种恋母情结不仅使勃拉姆斯寻找到了精神支柱，而且激发和促进了他的音乐创作，他的许多优秀音乐作品是在克拉拉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在他的许多经典音乐作品中克拉拉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勃拉姆斯虽一生未婚，但经历过几段真心付出的爱情，其中与哥廷根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女歌唱家阿嘉特・冯・西博尔特的恋情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两人有过一段快乐的交往时光，据说还在一个秘密仪式中交换了婚戒，但不久勃拉姆斯在写给阿嘉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我渴望把你拥抱，但结婚是不可能的。”阿嘉特无奈地取消了这段没有光明的婚约，另嫁他人。数年之后，勃拉姆斯把一首G大调六重奏献给阿嘉特，曲中第二主题用阿嘉特（Agathe）名字作为基本动机“a-g-a-h-e”，传达了他对阿嘉特并未忘怀的感情。当阿嘉特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勃拉姆斯从一本画报中挑选了一首童谣编成歌曲送个她和她的孩子，即勃拉姆斯非常著名的《摇篮曲》。因此，作品既是作曲家对外部世界的描摹，又是作曲家内在心理世界向外的折射，作品的创作往往与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及心理特征与有着紧密关联。
3.孤独寂寞的创作旅途中情感的超越
勃拉姆斯不仅是爱情上的失意者，而且是19世纪音乐创作上的孤独旅行者。身处浪漫主义思潮占T治地位的19世纪，勃拉姆斯自然属于“FAN潮流”。出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与他的精神追求、正治背景、德国音乐界的状况皆密切相关。
勃拉姆斯在青年时代就有了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基础的志向，表现出健康的守旧思想倾向，他喜欢独自长时间散步，这时他可以聚精会神地思考和读书。阅读兴趣广泛，让・保尔、霍夫曼、席勒、歌德、莱辛、亨德尔、巴赫……莱辛在汉堡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经常令他遐想联翩。勃拉姆斯音乐语言和作曲风格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在将个人的艺术见解与对古典主义传统遗产高度尊重的结合中度过的。追求艺术上的独具一格与高度尊重古典主义音乐传统遗产的统一成了勃拉姆斯重要的创作原则。
当然，勃拉姆斯在创作道路上也有过矛盾，有过彷徨。这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复杂社会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和矛盾的心理的曲折反映。19世纪的德国正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人民盼望彻底扫除德意志的36个割据小邦而迎来春天般的生机。1848―1849年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但终因资产阶级的软弱而失败。人民期望的春天像童话一样破灭了，冬日的阴霾重压德国大地。1871年，普鲁士FAN动正客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统一，但这个统一却保留并加强了封建的LI益，而对人民的统治更加暴虐。在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勃拉姆斯对古典传统和民间音乐的继承、运用，是用以表达他对1848年革命以前的、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人道理想的肯定与向往。但是，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已丧失了其上升时期的革命性。而勃拉姆斯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当年”，也只能是追怀而已。他的期盼与愿望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理想而不能实现，使他陷入深深的失望，并由此走向悲观、动摇和退隐。因此，他用作品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安放生命的精神家园，面对当时生机勃发的浪漫主义和浮华巧幻的现实主义，他深情地缅怀过去，独自歌唱往昔。在两种历史潮流的猛烈碰ZHUANG中，其内心长期进行着汹涌澎湃的斗争。他对伟大的德奥古典音乐艺术的景仰，往昔荣光不在的BEI叹，化成一种黯然神伤的落寂，其作品中热情的节制和狂放的收敛融合成一种复杂的音乐特质。
对勃拉姆斯而言，他的创作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宣泄，更多的应是深层的思想表现。可见艺术创造与某种精神压抑即使有联系，也不是简单、直接的联系，或许这压抑是创造的一个契机，但作为创造本身，当然会有更多其他因素的参与。
1853年9月，勃拉姆斯拜访了舒曼，演奏了自己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立即被他热情洋溢的作品所吸引，不久，封笔十年的舒曼便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的道路》的文章，肯定了勃拉姆斯的创作方向，预言了勃拉姆斯光辉的未来。舒曼的这一公开赞颂使勃拉姆斯深感意外，可以说是忐忑不安。他致信给舒曼说：“尊敬的大师，您使我感到无比荣幸，……您给予我的公开赞颂可能已经使听众对我的作品的期望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这首先促使我在选择出版作品时要格外小心谨慎……”可以说，舒曼的这篇文章使勃拉姆斯走到聚光灯下，成为音乐界关注的对象。
如果说舒曼的文章使勃拉姆斯成为当时音乐评论界关注的人物的话，那么，一个偶然的事件――庆祝《新音乐杂志》25周年的活动就把勃拉姆斯推动了派系争论的中心。1959年，《新音乐杂志》的主编弗朗茨・布伦德尔在这次活动中，建议用“新德意志派”一词代替当时的称呼“未来音乐”，认为“新德意志派”是由李斯特、瓦格纳领导的，代表了整个后贝多芬时代音乐的发展。勃拉姆斯和其他三位作曲家发表了一篇抗议宣言，宣称自己不拥护这个主张。然而，在发动音乐家签名的过程中，《宣言》泄露并提前刊登在柏林的《回声杂志》，而此时只有四位音乐家签名，勃拉姆斯也因此遭到众人的耻笑。这一事件也给勃拉姆斯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自此之后，热情的他变得缄默。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处在因人生的不幸而造成自卑、忧伤、失意的情感体验形成的心理失调状态，必然会寻求某种精神补偿，艺术便是宣泄的手段之一。只有在这种补偿性的追求行动中，个体才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优越感，这便是超越。这些经历使勃拉姆斯内心更加执守自己孤独的创作理念，选择了一条寂寞的音乐创作道路，把热情和精力转化为对古典及之前的音乐形式的热爱，成为一位捍卫古典传统的斗士。
勃拉姆斯人生中的际遇、情感经历和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造就了他在音乐中思索和体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音乐是勃拉姆斯命运的归宿地，它帮助他完成了心理转换和对自我的认同。他通过自己一系列音乐作品的问世，一步步踏上了自我超越的台阶，实现了多重超越和蜕变，完成了从自卑到超越的华丽转身。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姆斯著.王婉容译.勃拉姆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4.
［2］［瑞士］荣格著.李德荣编译.荣格性格哲学.九州出版社2003：23.
［3］A.阿德勒著.黄国光译.自卑与超越.作家出版社，1986：46.
［4］汉斯・A.诺伊齐奇著.王庆余，胡君�.勃拉姆斯.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5］周炜娟著.改革者勃拉姆斯.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6］郭小萍.勃拉姆斯的性格特点及其音乐创作.音乐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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